朱双一书近照。(图片来源：《两岸关系》杂志)
《两岸关系》杂志2013年第7期刊登了《重视文学在民众“认同”中的重要作用——访厦门大学台研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双一》一文，全文如下：
记者：您多年来从事台湾文学的研究，请问两岸文学界交流有哪些新动向？
朱双一：进入新世纪以来，台湾文学发展颇快，年轻一代的新作家、新作品不断涌现。新乡土文学、生态环保文学、历史地志书写、家族文学、少数民族 创作（即“原住民文学”），都有长足的进展，这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说完全的。作为学者，我还是谈谈两岸学界交流的新动向。我为台湾《文讯》月刊撰写介 绍大陆的台湾文学和华文文学研究情况的专栏，每月一篇，已延续了将近十年时间，之所以延续这么久，就因为台湾的读者（主要是学者和学子）还是很关心大陆的 台湾文学研究情况的。从1991年起，我每年为大陆的全国台湾研究会写作一篇年度台湾文学情况的综述文章，此外已延续了20多年，说明大陆方面对于台湾文 学也颇为重视。
早几年，两岸学界的直接交往，比较局限于像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院）、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福建社科院等少数单位。近年来一个明显的变化，可说从 “一枝独秀”走向“全面开花”。两岸不分省份、不分城市的众多高校、研究机构，与台湾的对等单位签订了双方合作协议，你来我往，相互参访，频繁地联合举办 学术研讨会。例如，从2012年10月底到12月初的短短一个来月时间里，仅在厦门和泉州，就有厦门大学和台北艺术大学、台湾戏曲学院等合作举办的“姚一 苇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厦门大学中文系与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成功大学人文社科中心联合举行的“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福建省文联、厦 大人文学院与成功大学社科中心、金门大学闽南文化研究所合作主办的“2012海峡文缘论坛”，泉州师院与成功大学闽南文化研究中心等联合举办的“两岸闽南 文化的传承创新与社会发展”研讨会，我就像赶场一样来回跑。另外还有台湾著名的明华园歌仔戏剧团的“海峡两岸文化艺术之旅”，名角孙翠凤亲往厦门大学、集 美大学与大学生互动交流，边演边讲，场面热烈而感人。
除了两岸高校之间交换学生的安排为大陆的硕博士生提供了到台湾实地考察、搜集资料、聆听名师授课等机会，一些文学机构还努力举办两岸青年学生的 交流活动。像台湾《文讯》杂志曾经一年一度在台湾连续举办了10届由台湾高校研究生唱主角的“青年文学会议”，在前年将此会议“移师”北京，与中国作协和 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使之成为两岸青年作家、学者交流切磋的园地。2012年7月，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组织其研究生前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举办了“台 湾文学研究青年论坛”。今年7月，厦大学台研院的研究生和老师将组团回访，在台湾大学举行同样的青年论坛，此外厦大师生还将南下到新竹的清华大学台湾文学 研究所、台南的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参访交流。
不过我稍微有点遗憾的是，一年一度在福建举行的民间盛会“海峡论坛”很少邀请台湾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学者与会。这方面今后或可加强。
记者：两岸文学交流如此热络，您觉得台湾文学以及相关研究、交流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朱双一：文学具有反映（社会现实）功能、教育功能、熏陶功能、娱乐功能等，但有个重要功能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了，这就是它在民众“认同”中的重要作用。
在台湾的现实政治中，“认同”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认同”直接决定了将投票给谁。“认同”当然与现实利益有关，但“利益”绝非惟一的诱因， “文化”也许是决定“认同”取向（亦即选票流向）的更重要的因素。这里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陈水扁当政时，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台湾南部农民陷入生活困境 中，大陆方面释放善意给予不少优惠政策，但到了选举时，不少南部农民仍表示：“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这一现象其实要从文化上才能找出其根本原因。一则台 湾南部农民号称忠厚老实讲义气，他们既然曾经“挺”过陈水扁，就要一挺到底，不愿变来变去；更主要的，则是他们的历史记忆、现实遭遇等种种原因所形成的 “认同”所致。而所谓“历史”（比如二二八事件），未必是他们所亲历，更可能是他们所听说的“故事”而已。
近年来出现的“叙事认同理论”认为：人们通过叙事活动——即讲故事——理解个人生命的性质与意义，建立起自我认同乃至更广大的民族、国家认同。 回想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建立互助友爱、勤奋上进的价值观念，崇敬屈原、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的爱国主义精神，乃至认同忠孝仁爱、礼 义廉耻的传统道德观，诸如此类，难道不都是从小听父母说的，上学时教科书上讲的，或是从历史、文学、戏剧作品中看来的？包括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雷锋的 故事，都对我们价值观念的形成有所影响。试想如果台湾的小朋友从小就被教以“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观念，以后此类观念沁入心骨，融入血液，成为一种 集体潜意识，那危害极大且深远。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台独”势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可以发觉其实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台独”势力初萌而在现实政治中毫无立足之地 时，首先寄身于文学文化领域，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然后伺机向现实政治领域扩张，这就是早期的“台独”分子（如廖文毅、彭明敏、王育德等）往往是文学作 者、文化人的原因。原本在政权机构中资源极少、在经济上实力也很有限的民进党之所以能击败国民党夺得政权，除了国民党自身的一些原因，民进党对于意识形态 的操弄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搬弄“台湾主体性”、“台湾人出头天”、“爱台湾”、“台湾之子”等概念和命题，没有宣扬“三四百年来台湾屡遭 外来政权统治”的“台独史观”以及所谓大多台湾人属于南岛语族而非汉族之类的“台湾民族主义”论调，没有鼓动“日本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等亲日仇华论调和 思潮，没有歪曲“二?二八事件”等的历史真相以挑拨省籍、族群矛盾，由此获得了相当多台湾民众的同情、认可和支持且最终转化成选票，陈水扁的上台是不可能 的。民进党实现了由意识形态向现实政治领域的转进后，并没有放弃或减少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关注和重视。在其执政的8年中，“法理台独”的推行屡屡受挫，于 是种种“去中国化”的“文化台独”的伎俩和闹剧，几乎成为陈水扁当局的看得到的主要“政绩”，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也成为“台独”推行最有实效、其危害最为 深远，以致让有识者（如左翼统派作家陈映真）最感忧心的所在。
当然，现在形势有了很大改观，和平发展成为两岸关系的主流，但并不等于认同问题已经解决，也不排除某些政党在未来某个时刻出于政治利益而再次祭 起“文化台独”等意识形态操弄的大旗。对此我们不应掉以轻心。我们要充分认识“文化”在台湾民众认同取向上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意义，给予“文化”问题以足 够的重视，展开对相关议题和情况的全方位的细致研究，掌握摆事实讲道理的能力，对于披着“学理”伪装、打着“学术”旗号出现的一些“台独”论述，立足于从 学理上加以分析和批驳，以求能进一步获得台湾民众的信服和认同。
简单说，历史和文学的“叙事”对于人们的认同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种叙事可以塑造或转换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国族认同”。而“认同”实际上决 定了选票的投向乃至两岸关系的走向。两岸要实现真正的统一，没有解决“认同”问题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台湾民情民意、民众心态，要解释一些 似乎难以理解的政治现象，恐怕非从“文化”入手不可；要与台湾一般民众交朋友，争取他们的认同，一定不能忽略了“文化”方面的工作。台湾文学以及两岸文学 交流的现实政治意义莫此为甚。
记者：文学的作用、意义既然不小，那您认为当前两岸文学文化交流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朱双一：胡锦涛先生曾说过：“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前半句人们谈得已多；反过来说的后半句则是一个新的提法，意义十分重大，特别将对自豪于本乡本土文化的台湾同胞产生良好的影响和巨大感召力，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和彰扬。
人们常用“多元一体”来概括中华文化的形态特征，这是颇为贴切的。一方面，中华文化由数十个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融汇而成；另一方面，中国地域辽 阔，各地气候风土各不相同。这样，中华文化的“一体”，体现在它具有共同的、相对稳定的文化核心，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而它的“多元”，却能使中华文化显 得格外的丰富多彩。台湾的文化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文化确实有很多不同之处，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华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如陕西文化与广东文化、东北文化与四川 文化都有很多不同，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所以还是一个整体。而种种不同，正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当然，台湾由于其特殊的历史际遇和不同的 社会制度，所以其与众不同的特色就会更多一些，它对中华文化整体也就能有更多的丰富。
以前我们比较强调“一体”，而忽略了“多元”，其实“多元”也很重要。可以说，如果只有“正宗”而没有“旁支”，只有“肢干”而没有“血肉”，只有经典、概念而没有具体细节，只有“大传统”而没有“小传统”，中华文化必将枯萎，失去其蓬勃生机和永生不息的生命力。
记者：台湾文学、文化能丰富中华文学、文化的内涵，必然有其特点。请问台湾文学、文化有何独特之处呢？
朱双一：我觉得台湾文化的最显著特点，在于它具有民间性、草根性、边缘性、海洋性等特征，而这是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特别是它特殊的历史 际遇所由产生的。比如地理位置上它处于中国的“边缘”，就像人的皮肤一样，既能最先感应到外来的刺激，接收来自异域的最新信息和最新事物，同时也在来自外 部的侵袭中首当其冲。这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台湾既是中国最早接受欧风美雨的吹拂而走向近代化的区域之一，因此为古老中国添加新的思 维、新的冲动、新的变数，发挥了“边缘”对于“中心”的影响、补充乃至变革的作用；然而它同时也是异族垂涎、外来入侵的重灾区。当然，有压迫就有反抗，压 迫越重，反抗愈烈。鸦片战争以来的台湾，也成为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涌现最多可歌可泣故事的地区之一。总之，由于历史际遇与社会制度的不同所引发的特殊 经验，不管它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都可汇入中华民族的经验宝库中，对于今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或警戒。由此也可知道，所谓草根性、边缘性， 绝非低下、粗俗的同义词，反倒是其较强生命力的来源。1949年前后来到台湾的外省人士，却很容易因不习惯于台湾文化的民间性、草根性表现而产生轻视、蔑 视乃至鄙夷的心态，这是需要努力加以克服的。
当代台湾文化又有一特殊现象，即1949年前后，来自大陆各省区的数百万人涌进台湾，他们同时将全国各地的地域文化因素带进了台湾，于是在台北 街头可看到山东的馒头，北方的水饺，江南的各种精巧米食和小吃，麻辣俱全的四川菜，等等。这样，台湾就成为汇集全国各区域文化最丰富最完全的地区，为中国 其他任何一个省区所无法相比。文学也不例外。当不同省籍的人们拿起笔杆，抒写他们家乡和过往的经验，总是充满了原乡的文化气息。尽管写的并非台湾之事，却 能为广大台湾读者所接受，有的成为畅销书，有的拍成电影流行一时，除了共同的中文语言外，更主要的是外省作家与台湾读者秉有共同的文化核心价值，所描写的 思想感情、行为方式，与台湾同胞那么相似，为他们所熟悉，完全能够被认同和接受。来自全国不同省市的作家就将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因素带进了台湾，如林海音 之于北京文化，朱西宁之于齐鲁文化，司马中原之于两淮文化，罗兰之于燕赵文化，於梨华、琦君之于江浙吴越文化，席慕蓉之于蒙古文化，谢冰莹之于湖湘文化， 田原、梅济民之于东北文化，苏雪林之于徽州文化，白先勇之于桂林、上海、南京文化，等等。这样，台湾文学就成为包含最丰富最多元地域文化色彩的文学板块。 这种情况为全国其他省区无法相比，在整个中华文化、文学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是台湾文学最值得骄傲的宝贵资产之一。
记者：你的观点很新鲜，能否举个具体的例子？
朱双一：好吧。像原籍台湾苗栗的林海音，在北京生活26年，于30岁时回到台湾，并在台湾度过她的后大半生。由于青少年的一段最宝贵时间在北 京，她的作品中北京相关题材占了相当的部分。她一方面写出了五方杂处，充满历史韵味，在热闹繁华中仍保持着古朴淳厚基调的北京民俗风情，同时也刻画了北京 人的性格特征，如没落的旗人谨守传统道德的底线，维护其人格尊严。而北京城南冬阳下驮着煤炭缓慢行走着的骆驼队，给童年林海音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骆驼作 为中国北方文化厚重、沉稳的象征，成为林海音笔下一景。
然而，也许因为林海音本是台湾客家人，回到台湾后，也就能比一些外省籍作家更快地融入台湾本地社会中。很快地，她的部分作品就有了台湾地域文化 色泽，甚至很快就抓住了台湾荟萃全国各地域文化的特点。写于1957年的《蟹壳黄》是一篇很短的小说，却写出了台湾融汇多元地域文化的特征，十分精彩。一 位年轻的广东客家人开了一间早餐店，取名“家乡馆”，店里卖的是“油酥蟹壳黄”，老板又姓黄，个性憨直、急躁，遂被取外号“蟹壳黄”。最早受雇的伙计长着 一个长鼻子，操着“地道的北平口气”，做事总是慢条斯理，年纪虽比老板大一倍，却不时遭老板的骂，而且越被骂越来拗劲，反骂老板“蟹壳黄！属螃蟹的，横 爬！”原来他是顾剧团解散下来的，让作者感叹“他在豆浆店里也走的是台步呀”。过几天，店里新来了做小笼包子的山东大汉，个子大，劲头足，不怕热不怕累， 拍打十几斤重的面团，就像一个白胖女人的肉体在挨揍。很快三个人起了矛盾，蟹壳黄骂北方人没出息，山东“老乡”立即表示异议：“可不能一概而论呀！”长鼻 子更回骂以“南蛮子”、“娘儿们刀尺”。两个月后，三人“合作”终于解散。
接替的“碎麻子”是上海人，做着道道地地的生煎包子，确是好手艺，但他不但不听老板的指挥，而且还要反过来压蟹壳黄一头。广东人说官话笨嘴拙舌的；碎麻子直接用上海话数叨，又顺嘴又俐落，总是占上风。没几天蟹壳黄又恢复到一人店了。
不就家乡馆来了一位本地女孩阿娇，“很乖巧，做事相当俐落，瞇缝眼，却总是笑意盎然”。起先女孩子腼腆些，渐渐的，阿娇不听蟹壳黄支使了，甚至 噘着嘴瞪他，骂他“污秽鬼”，但是她把事情都做了。下午清闲时，阿娇嘴里哼着歌，蟹壳黄在看晚报，后来阿娇教蟹壳黄唱宜兰民谣，再后来发现这位闽南人的林 姓姑娘替蟹壳黄熨衣服。终于店门口贴出了黄林喜事的布告，办喜事时，来客中发现了几张熟面孔，碎麻子、山东老乡都是满面笑容、一团和气，长鼻子更是笑呵呵 的。
这篇小说写出了50年初不同的地域文化汇聚到台湾岛上时，它们之间避免不了的某种程度的摩擦和碰撞，然而它们并没有水火不容的矛盾和冲突。归根 结底，不同地域的人有着不同的性格和习惯，却都有着中国人共同的宽厚和善的秉性，他们能够求同存异地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并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幸福的未 来。
记者：您刚才提到林海音，最近文学电影《他仍在岛屿写作》在北京电影资料馆放映，记录了林海音、周梦蝶、余光中、郑愁予、王文兴、杨牧等6位文学大家的文学创作历程，引发了人们对台湾文学的进一步关注。您能否谈谈这几位作家的情况？
朱双一：周梦蝶在台湾文坛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他祖籍河南，小时上过私塾，后来又读了几年师范，28岁时随军来台，家中遗下发妻及二子一 女。1956年从军中退伍，孑然一身，生活飘泊不定，曾当过短期店员，打过各种杂工。1952年他开始发表诗作，紧接着参加了蓝星诗社。1959年起在台 北武昌街骑楼廊柱下摆设书摊，专卖诗集、诗刊及冷僻的哲学、文学读物。而楼上就是“明星咖啡屋”，允许顾客一坐就是一天，无形中成为当年台北作家、文人的 一个聚会场所，白先勇的《现代文学》，尉天骢、陈映真、黄春明等的《文学季刊》都在这里开编辑会议。1962年周梦蝶开始礼佛习禅，每日默坐街头，冷对熙 来攘往的红男绿女，俨然一入定的老僧。因他有诗集《孤独国》便被戏称为“孤独国主”。楼上咖啡屋众多作家进进出出，讲得意气风发，争得面红耳赤；楼下一位 瘦得仙风道骨的老诗人守着一地书摊，成为台北文坛一景。人生的坎坷，心境的悲苦，融入周梦蝶的诗中，使他的诗沉郁凝重。其诗作创造了台湾现代诗的一种独特 境界——充满凄绝悲苦，闪烁着禅理哲思的诗境，其《还魂草》等诗集成为诗人试图“以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的心灵记录。直到1980年因胃病开刀，切 除四分之三的胃，老来多病，才结束20年的街头书摊生活。
郑愁予本是河北人，所以有本诗集就叫《燕人行》。人们常因他的被收入教科书的《错误》一诗，将他归入婉约派诗人之列。其实郑愁予诗风兼具婉约和 豪放，其“豪放”的一面甚至可能远远超过“婉约”的一面。这种“豪放”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酒”很早即进入了郑愁予的“生 命”当中，并与其人道情怀相连接，在他数十年来的创作和生活中，“酒”始终是频繁出现的角色。他有句肺腑之言：“喝酒吧！喝酒的人活一生却过两辈子。”当 然，郑愁予并非逞口腹之欲的“酒鬼”，酒对于郑愁予而言代表着一种真性情的表达。即使平日设防藏真的人，一经醇酒融合，也必然门关城府大开，胸壑中流水百 花无不呈现。他有言：“酒有兴近乎侠，侠生情近乎诗；诗呈美近乎酒”。对他来说，“酒”、“侠”、“诗”三位一体，又与“兴”、“情”、“美”紧紧结合在 一起。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齐鲁多行侠仗义男儿”，郑愁予的“善饮”和“侠义”，或许本身就是他的根源于地域特性的“真性情”。而台湾也有 它的酒文化，最典型的话语是“好汉剖腹来相见／饮哪！杯底不可饲金鱼！”在诗人心目中，酒是自然的造化，酒能使人的真性情得到呈露，而台湾人那种“好汉剖 腹来相见”、“杯底不通（可）饲金鱼”的豪爽，被郑愁予赋予“最美的情操”的赞誉。
郑愁予“豪放”的另一表现，是与“海洋”的密切关联。从年轻时起，郑愁予就对海洋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他的故乡靠着渤海湾，此后一生中大半时间住 在海边。大学念统计，大多同学以台北的银行为择业首选，他却自愿来到基隆，“唯一的目的是要去海港”，并主动要求和码头工人一块干活，有时候又带着本子对 着海写诗。这一经历提供日后创作大量航海诗的素材。他在台湾的第一首诗即《水手刀》。海洋让人想起漂泊，漂泊引发乡愁，郑愁予却认为海洋提供了人们走向世 界的契机和通道。他宣称：“我的一生不存在故乡”，如果硬要帮他定义“故乡”，无尽包容的“海洋”以及一缕人道关怀的“诗魂”，是最有可能的寄托。
近年来，他寻根发现自己原来是郑成功的第15代孙，并选择到金门定居，回到郑氏先祖曾经叱咤风云的海域。郑芝龙曾为海盗，名声自然并不很好，但 在郑愁予眼中，却是热情浪漫性格的化身，因此郑愁予有为郑氏先祖平反之意。当然，郑愁予之所以要主动归宗并为郑氏先祖“平反”，格外倾心的还是郑成功所代 表的海洋精神。
“酒”所代表的豪爽、侠义、友情，“海洋”所代表的自由、开放精神，以及由战乱经历与和平追求所铸就的人道主义情怀，可说是郑愁予创作乃至其生 命的三大支柱，而这三者却在金门这一地方奇迹般地汇合在一起。郑愁予选择金门作为他的落籍定居地，也许并非偶然，而是向其生命原乡的一次回归。
记者：您能否谈谈最为大陆读者所熟悉的余光中先生？
朱双一：余光中的《乡愁》诗脍炙人口，对于他的作品的妙处，大家耳熟能详，所以我想谈谈大家所不大知晓的事。1949年3月，当时年仅二十出头 的余光中由南京金陵大学转入厦门大学，至暑假离开。短短的一个学期，余光中在厦门《星光日报》、《江声报》等报刊至少发表了7首诗、7篇评论和2篇译 文，其中还以他为主将，发起了一场文学论争。这些作品的意义在于它们是余光中文学的起点、基因，此后庞大辉煌的余光中文学大厦的一砖一石，是从这里开始垒 起的。
余光中的这些早期诗作约略可分为几类。一是描写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作品具有民谣风、乡土味，如《扬子江船夫曲》。《歌谣两首》包括《清道夫》 和《插新秧》，它们一方面生动地描摹贫苦劳动者辛苦劳动的情景，另一方面也透露了他们对生活的希望，还涉及了沉重的赋税征敛和地主盘夺剥削的问题，表现作 者对于劳动者的深厚同情。此外，《臭虫歌》以打油诗式的反讽笔触“称颂”这“黑色的英雄”，愤怒鞭笞了靠剥削过活的吸血虫，具有十分强烈的批判性。
《给诗人》实际上是一首“论诗”诗，将当时余光中秉持的文学理念表露无遗。作者呼吁诗人走出象牙之塔，走进民众的生活之中，进行脱胎换骨的自我 改造，并给民众以真正的关怀。这种文学观念明显属于现实主义范畴。这里提供了余光中接受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传统影响的一个显著例证。抒情诗《沙浮投海》和 短诗剧《旅人》则表明诗人敏感的心灵似乎已感受到即将到来的离乡别井的羁旅愁绪，从而“超前”地切入了乡愁主题。在艺术上，这两首诗语言清新明朗，声韵流 转自然，意境营造高妙，没有西方现代派常有的艰涩之病，承续的仍是五四以降中国新诗传统。
余光中在厦门报刊上发表的理论批评文章，主要涉及了一场以他和署名“海天”者为双方主角、吸引了不少人参加的文学论争，此外还有《臧克家的诗 ——〈烙印〉》、《郊寒岛瘦——从时代观点看孟郊和贾岛》等重要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一、余光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相当熟悉和喜爱，多次提及鲁迅、郭沫若、巴 金、茅盾、冯至等，特别对臧克家的诗推崇备至，认为臧诗成为“新诗中最前进最优秀的作品”，主要原因在于与现实的紧密相连；二、余光中推崇敢于鸣不平、表 愤怒的古代诗人，如孟郊、贾岛；三、这时的余光中已具备较广博深厚的文化修养，从诗经、楚辞到柏拉图、尼采、克罗奇的材料，均随手拈来，供其使用，这就为 他以后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四、余光中的文学观点一般较为持中，如他认为文学的要素需兼顾现实性和艺术性两端，这种文学观念上的折衷性 和周延性后来贯穿着余光中的整个创作生涯。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起步时期的余光中并不特别排斥左翼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学，其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总的说倾向于现实主义。而这是和当时大陆文坛 （包括厦门文坛）的主要潮流紧密相关的。余光中随即前往港台，并继续创作。这充分说明，尽管遭到人为的隔绝，当事人有时自己也加以否认，但一个不争的事实 却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某些传统和资质，还是会随着一些曾亲炙于这一文学传统之中的作家到达海峡彼岸，在那里生根和繁衍。余光中如此，其他众多的台湾诗 人、作家何尝不是如此！
您所提到的文学电影中的6位文学大家，除了杨牧是台湾花莲人外，其余都是大陆迁台作家。他们大多经历丰富，有的甚至一生颠沛坎坷，这是每个人身 处其中、无可逃避的“时代”使然，因此他们多具有一个跌宕起伏的传奇式人生。我们阅读他们的作品，观看记录他们文学生涯的影片，不仅玩味他们的文字、文学 的才情，同时也要感触他们的内在真实的生命，进而把握文学与时代、国家命运的密切关联。观看他们的人生，犹如阅读中国的现代史一般，我虽然尚未看过电影， 但相信这必然是影片的魅力之所在。（《两岸关系》杂志记者丁宇）
文学电影《他们在岛屿写作》记录了林海音、周梦蝶、余光中、郑予愁、王文兴、杨牧6为文学大师的文学历程。此片引发了人们对台湾文学的进一步关注。(图片来源：《两岸关系》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