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科技创新的路径与“三个转移”
（一）台湾科技创新的路径分析
科技创新对任何经济体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然而，由于资源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物质系统的差异，不同经济体在科技创新途径上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类型角度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创新型”；二是“追赶型”。从产品循环角度来看，前者：创新是从产品的研发开始，然后依循着小量的技术生产到标准化的大量生产，或是从不太稳定的到稳定的技术生产循环过程；后者：则是从产品循环的末端往前回溯，企业是从最标准化的、依赖低成本的大量生产流程部分，逐渐开始学习和内化技术，然后逐渐朝向具有技术能力甚至研发新产品的创新阶段迈进。从两者的目标来看，前者：以追求和创造尚未出现在市场的前沿科技为目标，希冀在世界科技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后者则目标于先进技术的获取、创造和缩小与发达国家科技发展的差距。
从上述类型看，台湾属于后者，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产业结构上，台湾以中小企业为主；二是在生产制度上，台湾以“代工”为主。这两个因素深深影响着台湾的科技学习和创新：一方面，企业必须依赖外部经济来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包括购买海外技术、引进海外资金和海外物资等；一方面，企业必须由“代工”来学习技术，在“代工”中累积知识，进而逐步迈向创新。因此，在“引进技术”和“代工”中学习技术，在学习技术中累积知识，逐步迈向创新，就成了台湾迈向科技创新的基本途径。
（二）台湾“三个转移”的趋向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从整体上看，其总体格局是“变与不变”。所谓“不变”，就是上述模式没有变；从“变”的方面看，体现在研发强度、研发投资主体和研发模式上，呈现出“移位”的趋势。
1.研发强度：从“低”向“高”转移
一般认为，研发强度为1%，属于低研发投入强度；2%为中研发强度；3%以上属高研发强度。据台湾“科学与技术统计要览”数据：1990年台湾的研发强度为1.66%、1995年为1.78%、2000年为2.05%、2005年为2.52%、2006年为2.58%。从1990-2006年，台湾研发强度约提升了1%，花了整整16年的时间，创造了20世纪90年代台湾科技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导致了台湾产业格局的变化，导致了台湾“半导体产业”、“LCD产业”持续扩张。目前这两个产业已成为台湾最有影响力的“两兆”产业。
2.研发投资主体：由“官”向“民”转移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是，在研发经费结构中，企业研发投资所占比例的多寡。从这个指标来看，台湾大致上经历了“以官为主”、“官民均衡”和“以民为主”这样一个发展阶段。
（1）以官为主：时间为1990-1995年间，“政府与民间企业研发投资比重”为“官6／民4”（在20世纪80年代为“官7／民3”）。
（2）官民均衡：时间为1995-1997年间，“政府与民间企业研发投资比重”为“官5／民5”。
（3）以民为主：时间为1998年以来，“政府与民间企业研发投资比重”为“宫4／民6”。近年来，企业研发支出所占的比例呈现递增，以1998年、2002年和2006年为例：企业研发支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61.7%、66.9%、68.6%；另外，官方部门研发支出所占的比例呈现递减，同期，分别为38.31、31.5%。31.4%。
3.研发模式：由“个体”向“群体互动”转移
台湾的研发模式，宏观上讲，是“（他国的）基础研究——（他国的、台湾地区的）应用研究——（台湾的）技术开发”；微观上讲，是“厂家单打独斗”＋“群体互动”。如今这一总格局基本没有变，但是，近年来呈现出“单打独斗”向“群体互动”倾斜的发展趋势。
“群体互动”，指的是研发创新社群，又称“企业研发联盟”。研发联盟是传统封闭式创新向开放式创新移位的组织形态，通过有效地利用外部资源、让研发创新互动化、网络化。就台湾而言，从历史的脉络来看，一定意义上说，“群体互动”是台湾生产体制的特色之一。但是，以往的“群体互动”，是以“代工”与“制造”为内容；在形式上，主要是通过诸如“出口加工区”、“工业区”等平台，形成聚集式“群体互动”，由此造就了台湾中小企业的代工优势、制造优势。
综合而言，尽管上述“三个转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其对台湾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三个转移”推动机制与台湾的制度安排
影响上述“三个转移”的因素很多。其中，推动机制，即知识流通机制及其制度安排是核心因素。
（一）知识流通机制的建设
近10多年来，台湾逐步建立以“开放实验室”、“科技专案”和“创新育成中心”为基本架构的知识流通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他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三个转移”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开放实验室
“开放实验室”是台湾创新系统改造的产物，也是台湾知识流通机制的推进因素。现在“开放实验室”已经成为弥补台湾企业所需研发创新资源缺口的有效机制。首先，从“开放实验室”的定位来看，依台湾“经济部”的“开放实验室作业要点”规定：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充分发挥实验室功能为原则，以承租、合作、分享为作业方式。具体说就是：企业就特定的研发主题、以“租用”方式使用开放实验室的资源；合作研发的项目，包括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等；双方互扬所长，分享合作研发的成果。
1996年台湾“工研院”成立了开放实验室，这是台湾最早进行这项改革的研究机构之一。近年来，开放实验室在台湾的大专院校、专业性的研究中心，如金属研发中心、半导体研发中心、纳米研发中心、光电研发中心、能源与洁净技术研发中心等，呈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势。除了“硬件”外，越来越多的开放实验室，还在产业情报、顾问服务、人才培训、教育训练等进行配套，丰富了开放实验室内涵，拓宽了产学合作的领域。
2.科技专案
“科技专案”（“科技研究发展专案计划”的简称）是台湾知识流通机制的基础因素。然而，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以前，这一特点则表现得比较脆弱。
从科技专案来看，这一制度形成于1986年。一方面，科技专案以提升台湾科技能力为宗旨，投入巨大，项目广泛；另一方面，台湾科技发展指标的消长变化，都基源于科技专案的调整与变化。因此，长期以来，科技专案一直被视为台湾科技政策的“缩影”。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以前，企业界是被“圈禁”在科技专案以外，主要通过“委托”台湾“工研院”等“半官方”的研究机构来执行。在这一模式下，一方面“工研院”作为技术“二传手”的地位在提升。另一方面，科技专案的成果与企业实际需求的距离在扩大。自1997年台湾“科技专案”开放民间企业以来，才真正确立科技专案在知识流通机制中的基础地位和角色。
3.创新育成中心
创新育成中心源于美国。一般定义，是指整合大学、研究机构内的专业人力、设备、空间和行政服务部门，以协助新企业在研究机构内孕育成长，以降低技术商品化过程的成本与风险。
从台湾来看，创新育成中心是台湾知识流通机制的关键因素。多年来，创新育成中心在知识流通机制中的角色一直比较突出：一是发展速度快：1996年台湾才引入创新育成中心机制，目前台湾已成立100多所创新育成中心。二是可见度明显：据台湾资料，1996年至今台湾创业育成中心累计取得专利1126件、技术转移518件；在资本市场，有35家企业上市止柜；台湾经济主管部门总投入金额16.8亿元，累积培育2817家新企业，带动民间投资金额428亿元，创造62789个就业机会。三是以高校为主：营运主体以大学院校为主的创新育成中心约占总量的80%。体现在产学互动密度上，即台湾高校研发经费中来自企业经费的比例：2002年为3.3%、2005年为5.8%、2006年为5.6%。这一比率虽然不太高，但其总趋势在上升。
（二）制度安排的特点
如前所述，与推进机制相关联的是制度安排，即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和政策举措。总体上，呈现以下两种形态与特点：
1.以“直接补助”为主的制度安排
所谓直接补助，是指政府以补助款的方式对特定的研究计划给予一定百分比的补助。台湾研发创新活动有多种形态，其中，最为主要的有三：第一种是“官方”主导的研究计划；第二种“半官方”的，诸如“创新育成中心”和“开放内室”等进行的产学研合作研究计划；第三种是企业界一般性的研发创新活动。而直接补助主要的适用于第一种、第二种。
从第一种来看，作为台湾“官方”主导性的研发计划，主要有“科技专案”、“主要性技术产品开发计划”和“协助传统产业技术开发计划”。
体现在这三种研发计划的“直接补助”方式上，其特点是“同中有异”。从“同”的方面看：第一，这些“主导性”的研究计划都是常态性的制度安排与补助。第二，这些计划的技术项目、产品内容基本都是台湾产业科技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第三，这些研究计划的目标都十分明确，都旨在提升企业研发投资能力。因此，在补助方式上，都是以“50%”为上限，亦即在政府与企业的出资比例上；企业自筹款不低于50%，官方出资不高于50%，研发成果归厂商所有。
就“异”而言，由于“直接补助”有“补助款”和“无息贷款”两种方式。为了鼓励厂商能广泛地进行合作研究，这一差异表现为：专案参与者为“非单一公司”的，其“50%”全为补助款；而“单一公司”则各25%。
从第二种来看，“严进宽出”是其基本特点。就“严”而言，就是要取得直接补助，所要跨越的“门槛”有三：一是“核准制”，不论是“育成中心”还是“开放实验室”的产学合作研究计划，都必须经台湾经济主管部门（“中小企业技术处”）“核准”；二是“主持制”，合作研究计划的“主持人”必须是大专院校或公营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三是“参与制”，企业必须选派研究人员全程参与计划。
就“宽”而言，就是直接补助资金额度的等级比较宽，从10万元-300万元以上；大致分级为：10-30万元、30-50万元、100-150万元、150-200万元、200-300万元以下，300万元以上。如果对第一、二两种研究计划进行比较，后者则更优惠，其中，在政府与企业的出资比例上，后者少了25个百分点，即，政府出资小于75%，企业出资在25%-50%。
2.以“租税优惠”为主的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安排与“直接补助”不同：第一，企业只要增加研发支出，就可以适用租税减扣或津贴。第二，没有研发项目、范围的限制。第三，直接补助属于“事前”激励措施，而“租税优惠”则属于“事后”的奖励措施，即先有企业投入，才有事后的租税优惠。因此，“租税优惠”制度安排，主要适用于第三种研发创新活动。“租税优惠”在结构上，有以下特点：
第一，租税优惠的方式多样，包括租税的扣减、租税的津贴、租税延后支付、免税等。
第二，租税优惠的内容丰富，包括“促进产业升级条件”（1990-2009年）、“促进产业研发贷款计划”（2003年）、“辅导中小企业升级贷款”（2003）等，都规定了具体优惠的一系列项目。
第三，在优惠额度上：1）抵减应纳营业所得税“5年”，如“促进产业升级条件”对于研发活动，诸如自动化设备或技术、资源回收、利用新及净洁能源、温室气体排放量减量、网络等，其支出5%-20%限度内，自当年度起五年内抵减各年度应纳所得税；2）低利贷款最高不超计划成本的80%。如“辅导中小企业升级贷款”（2003），对中小企业提高生产技术和产品产级，如自动化机器设备、新生产技术开发、电脑软件等，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计划成本的80%。3）对公司研发人才培训，其支出金额35%限度内可抵减应纳所得税。（参见http／／www.df.gov.tw／）
三、关于构建“两岸企业知识管理公共平台的建议
因为这是两岸业界的共同要求。随着科技全球化和技术区域化的发展，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这一周期在19世纪为50年，“二战”结束后为7年，今后这一周期将继续缩短。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环境下，一方面，对于PER合作周边性服务的需求急剧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此类的“知识中介”，大学、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就难以通过“知识中介”释放出来。
我们认为，在“两岸企业知识管理公共平台”建构上，应充分发挥科协系统知识密集的优势，特别是在福建科协系统“先走一步”。因为在知识的存量和流量上，福建相对优势比较突出。而把福建作为“先走一步”的选项，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海西效应”，也有利于“两岸企业知识管理公共平台”健康运行。
